例會的心得體會7篇

時間:2024-02-28 作者:dopmitopy 心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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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的心得體會7篇

例會的心得體會篇1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向燕南

摘要:作為對學科的反思,史學史在歷史學的整個學科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史學史在歷史學中的地位,可以從三個方面解讀:第一,從教育部的學科設置上看,作為歷史學統(tǒng)攝下的首個二級學科,史學理論與史學史體現了學科設置者對其在歷史學中基礎性地位的理解;第二,從歷史知識(認識)論看,作為真實歷史替代品的歷史文本是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的中介,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一切歷史都具有史學史的性質;第三,研究歷史有必要事先對賴以認識客觀事實的歷史文本進行史學史研究,這意味著史學史還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史學史學科的自覺有助于推進對歷史的求真。

作為一門具有學科自我認識、自我反思性質的學科,史學史具有歷史學的基礎性地位。雖然史學史被教育部規(guī)定為歷史學科的必修課程,但在很多院校包括一些頂尖院校的歷史教學中,它并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一些大牌的專家教授,在諸如學科評議、職稱評定乃至相關的學位論文答辯時,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些許的不屑。個中原因,固然與相關成果不夠深入,明顯帶有程式化、教條化等不足有關,然究其根本,亦可能與史學界未能真正理解史學史的學科價值有關。本文試從學科設置、歷史知識(認識)論及方法三個方面,解讀史學史在歷史學科中地位的問題。

一、從學科設置看一般觀念中史學史學科的基礎性地位

知識在簿錄分類結構中的位置,也可看作是人們一般觀念中對于知識層級秩序的理解。當然,知識秩序的安排會受權力的影響,如傳統(tǒng)文獻中經史子集的順序,傳統(tǒng)史部目錄下的正史、編年、別史、雜史等,諸如此類,其背后都可以尋繹到權力的影子。這種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像今天圖書分類中位列第一的a類,它基本屬于我國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內容,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撰述的經典著作,以及對這些經典的解讀著作。除了權力對知識統(tǒng)攝關系的影響外,知識系統(tǒng)自身的統(tǒng)攝層級關系也是在知識關系理解下的對知識統(tǒng)屬進行順序排列的依據。例如,傳統(tǒng)類書中天、地、人的順序安排等,也是決定知識簿錄分類結構的基本因素。應該說,這種知識層級的統(tǒng)攝關系,也是現代學科設置背后所體現的對于學科內在關系的一般理解。

關于知識系統(tǒng)主干與分支之間的統(tǒng)攝層級關系,在教育部的學科目錄中,有著很鮮明的體現。按照教育部頒布的學科目錄,各個學科門類之下,皆設有若干一級學科,并在一級學科的基礎上,再設置若干二級學科。其中,一級學科的劃分,是根據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式、知識體系和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的需要;其屬性則表現為具有共同理論基礎或研究領域相對一致的學科集合。至于二級學科,則是根據該學科的研究對象、知識體系和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在一級學科內再進一步劃分若干種既相關又相對獨立的學科、專業(yè)。這些相對獨立的學科或專業(yè),共同屬于組成一級學科的基本單元。這樣,通過學科一二級關系的設置,人們也就對某一門類知識的每一學科總、分之間的統(tǒng)屬關系,表達了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解。下面,我們來看一看歷史學及史學史在學科目錄中的設置情形。

中國由國家發(fā)布的學科培養(yǎng)目錄始于1983年。1983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定公布、試行《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yè)目錄》。在這個草案中,我們看到,歷史學作為一級學科,其下屬分列的第一個二級學科,就是“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此后,1990年10月,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以1983年《學科專業(yè)目錄》為基礎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yǎng)研究生的學科、專業(yè)目錄》正式獲得批準。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再次聯合發(fā)布了《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yǎng)研究生的學科、專業(yè)目錄》。其中,高校本科教育學科專業(yè)包括歷史學等12大學科門類,72個一級學科,249個專業(yè)即二級學科。從上述國務院三次頒布的學科專業(yè)目錄看,歷史學作為一級學科,其下統(tǒng)屬的二級學科首列學科始終是“史學理論及史學史”。這樣的學科體系直到最近才發(fā)生變化。2011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批準并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yǎng)學科目錄》,將“歷史學”分為“考古學”“中國史”和“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分列其下并大體上仍然保持首重地位。例如,“考古學”下的首個二級學科是“考古學史和考古學理論”,“世界史”下的首個二級學科是“世界史學理論與世界史學史”;只有一級學科“中國史”下的二級學科,將“史學理論及史學史”中的“史學史”前,冠上了“中國”屬性,稱“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置于“歷史地理學”和“歷史文獻學”之后。雖然如此,1983年以來國家多次頒布的學科專業(yè)目錄中歷史學與史學史的統(tǒng)屬關系及其位置,不管是否出于自覺,仍然能夠反映歷史學界對于自身學術體系認識的一般觀念。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在歷史學之下所處的位置,充分體現了該學科在歷史學中被視為基礎性地位的認知。

除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的學科、專業(yè)目錄外,學科、專業(yè)設置的具體名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歷史學的二級學科中,作為學科理論的“史學理論”與作為學科發(fā)展史的“史學史”,是被作為一個二級學科來設置的。盡管在2011年頒布的學科專業(yè)目錄中,歷史學設考古學、中國史和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但在總的方面依然大體保持了舊的二級學科的分科精神,如世界史下屬的二級學科首列“世界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考古學下屬的二級學科首列“考古理論與考古學史”。而在其他學科如文學學科中,作為學科理論的“文藝學”或“文藝理論”,與作為學科發(fā)展史的“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等,則屬于分立的不同的二級學科;在法學學科中,其下屬的二級學科“法學理論”與“法律史”同樣是兩個分開的學科??傊诟鲗W科專業(yè)目錄的設置中,可能只有歷史學,是將學科理論和學科發(fā)展的歷史放在一起作為一個學科來設置。

為什么歷史學科會這樣設置?應該說,這與歷史學科的特殊性有關。按照現在一般的理解,史學理論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史學理論包含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兩方面的內容,而狹義的史學理論僅指史學理論。這種分別,在理論上,實際上是所謂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與“分析和批判的歷史哲學”相區(qū)分的翻版。這個分法,最初要追溯到英國哲學家沃爾什。當然,這樣的劃分也存在爭議?!?】這里且不說任何歷史理論本質上也是一定的史學理論支配下的產物,即在實際認識中,歷史和史學在很多情況下是相互糾纏、難以截然劃分的;因為僅就史學史學科而言,其所探討的內容,不外是有關人們如何認識客觀歷史,以及人們在這認識的實踐中如何認識這種認識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因此,可以說,史學史事實上是將對本體的認識、對主體的認識及對學科的認識三方面融匯在一起的反思。這樣的事實,既體現了史學史在學科中的基礎性地位,也是史學理論、史學史統(tǒng)合為一個二級學科在知識構成上的依據。即,這一個二級學科的背后,既是知識(認識)論層面上人們對這兩個學科之關系的理解,也是史學史學科與整個歷史學之關系有別于其他學科中學科理論和學科史之關系的體現。當然,若要更深入地認識這中間涉及的種種問題,還需要我們從歷史知識(認識)論的層面詳加討論和說明。

二、從知識論的層面理解史學史學科的基礎性

要想真正認識史學史學科對于歷史學學科的基礎性,或真正理解歷史學學科設置背后的理論依據,就有必要循著康德“認識何以可能”的追問,簡單梳理一下歷史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

作為現代的一個常識,作為“經驗”的而非“超驗”的存在,歷史本體之“在”【2】無疑屬于客觀性的“定在”,也就是有規(guī)定性的存在,即“在者”。但是,歷史本體之“在”的規(guī)定性(事物的規(guī)定性同時也是事物的限定性),使之與其他經驗之“在”,存在明顯的不同。即,時間的一度性規(guī)定了歷史本體之“在”,雖為經驗的、確實存在的客觀,卻無法直觀地獲得。也就是說,客觀的歷史從存在論講是一個存在的悖論,即“不存在”的存在。盡管可能會有像“彈洞前村壁”之類的遺跡傳遞著曾經有事發(fā)生的信息,但是事件的完整經過及緣起,則無論如何也無法在時空中再現。當然我們可以說,從連續(xù)性來講,作為曾經的存在,不在場的過去始終規(guī)定著后面的來者;但是,就認識來說,我們怎么認識、辨識、觸摸這已經消逝在時空中不再存在的客體呢?或者說,作為認知主體的“我”(歷史研究者),如何超越“主體自身”,去確切地直觀把握那個(消逝于時空中的)“客體”呢?抑或說,“我”怎么知道“我”所獲得的關于歷史的知識是確切的、可信的、毋庸置疑的呢?對于歷史的認識者來說,這的確是個令人“討厭”的問題。于是,這個問題也就自然指向了有關歷史的知識(認識)論這個如何理解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關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也可說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在歷史認識上的體現。只是,相較于其他具體的物理性的“在者”,如何認識歷史之“在”的問題,更加令人困惑而已。

關于思維與存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思考對后人影響巨大??档乱环垂诺湔軐W的提問方式,不再追問認識(知識)的客觀性,而是反過來追問人的“認識(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他認為,不首先探討認識的能力和性質而徑直著手去認識世界的本質,是完全不可能的。即,“沒有認識論的本體論為無效”??档碌淖穯栕罱K導致了哲學認識論(知識論)的轉向,人們開始對認識什么、如何認識以及認識何以可能等問題傾注了前所未有的熱情。為了解決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的對立,尋求認識中主客體二者的統(tǒng)一,人們開始從不同的路徑展開探求。其中,現象學將認識主體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及其反思作為連接主體與客體的中介;哲學語言學者從語言的本質出發(fā),將語言視為聯結主、客體的中介;卡爾·馬克思則對舊唯物論與唯心論固執(zhí)于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所造成的認識上的截然對立,提出尖銳的批評。馬克思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fā)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fā)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3】正是在揚棄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局限,在堅持外部客觀世界對人的思維的“優(yōu)先地位”的唯物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馬克思完成了以人的實踐為中介聯結主、客觀世界的認識論的“實踐轉向”。

馬克思的認識理論對于我們理解歷史知識(認識)論,克服學界一些老派學人對于唯物主義的誤解,進而認識史學史學科的特點及其價值是有幫助的。事實上,針對“歷史是什么”的追問,也正是在認識論轉向之后,才被作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提出。因為在這個觸及歷史知識(認識)根本性質的問題上,在整個古典時期,盡管一些零星論述曾經提出過某些模糊的猜測,但就學術整體來說,要到19世紀末知識(認識)論拓及歷史學領域以后,人們才認真地思考歷史認識如何可能,以及歷史認識的特點和局限的問題。

經過歷史知識(認識)論轉向的洗禮之后,人們對歷史這個“在者”,作為認識對象所具有的不在場性而無法理性直觀的特質,逐漸有了清楚的認識,即對于完全意義上的客觀的歷史本體,人類無論如何不能直觀獲得。這在決定歷史學知識形態(tài)之本質特征的同時,決定了史學在獲取歷史知識(認識)的實踐當中,馬克思所謂“人在與世界關系中之能動因素”,較之其他“在者”的知識獲取,占據更為關鍵的地位。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所獲得的歷史知識(認識),幾乎無一不是經過主體在完成對材料的理解和解釋性選擇之后形成的“一家之言”,即我們知道的歷史,是被主體敘述并賦義之后才形成的有意義的、文本化了的歷史。這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按照解釋哲學的觀點,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實際上是包含了前人對歷史理解和解釋成分的“效果歷史”(effective history),是客觀歷史及主體對其理解的統(tǒng)一體。也就是說,在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和解釋中,主體的“偏見”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是后人賴以對客觀歷史進行理解的前提。在這種情況下,從知識(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重新思考、定位文本的歷史,或經過主體理解的歷史與歷史本體之關系的問題,便很自然地凸顯了出來。

英國歷史學家、哲學家柯林武德正是從歷史知識(認識)及其表現的層面,提出了“一切歷史同時也是史學史”的命題?!?】從其相關論述看,這一命題實質上也從屬于柯林武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說的命題,或者說是他的整個歷史哲學的一體兩面。但是,若從如何獲得歷史知識的事實上看,柯林武德認為,作為歷史主觀反思意義的史學史,應該較之直觀的客觀歷史,更具有邏輯上的優(yōu)先性。這樣一來,在具體的史學實踐中,研究對象的觀念性與對它認識的現實性之間,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張力。

應該說,柯林武德的相關論述,對于我們理解史學史的學科意義具有直接的理論啟發(fā)。歷史研究的實踐也告訴我們:我們只能通過史學才能認識歷史,這也是史學史在歷史認識上較之直觀的歷史更具有邏輯優(yōu)先性的體現。因為我們得到的有關過去的歷史信息,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鏡像反映出的直觀的歷史之真,而是史學家有選擇地傳達給我們的信息。例如,司馬遷《史記》所預設的問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荀悅《漢紀》所預設的問題是“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勛、表賢能”,司馬光《資治通鑒》所預設的問題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杜佑《通典》所預設的問題是“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當然,就事實而言,一切遺存下來的文本,甚至包括當事者回溯性的復述,也同樣存在特定語境和情感影響下對于事實的選擇性組織的問題。正所謂“研究任何歷史問題不能不研究其次級的(second-order)歷史。所謂次級的歷史是指對該問題進行歷史思想的歷史”,即史學史的問題。【5】

我們不想對柯林武德所謂“一切歷史同時也是史學史”與其“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兩命題之間的關系進行辨析,也不想執(zhí)著于主客二分的反映論的立場批判柯林武德“唯心主義”的歷史哲學,只想從現代歷史知識(認識)論的立場,從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立場,強調這樣的事實:人們只能通過史學來認識歷史。因為作為經驗后設性的存在,歷史的書寫只能間接地通過前人的文字及文物孑遺等,假以史家的思想推理和想象、賦義才能“完型”。這也就是說,對于后世來說,根本不存在主觀與客觀、觀念性與現實性完全對立意義上的歷史知識(認識)。而歷史知識(認識)的這一特點,也就決定了對于歷史的“求真”,必須在存在論和認識論的統(tǒng)一中思考。簡單地說,“史學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史學就其內容而言是客觀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觀的;史書的首要要求是如實,是符合客觀歷史,而要達到這個要求的條件卻在于史學家的治史能力和限度”?!?】這也就意味著,在探求歷史本體之真前,我們首先要研究史學史,即有關客觀歷史之“真”是怎樣因史學而呈現的。這樣一來,對于歷史的研究,就不僅僅要研究前人提供給我們的結果,更要研究這些結果產生的過程,即我們看到的結果是怎樣產生的。因為從史學工作的性質及特點看,我們所看到的,作為解讀歷史的文本,不過是一個結果。那么,文本形成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或文本是在怎樣的情形中形成的?作為對歷史本體反思的史學史,其在史學中的基礎性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史學史的學科價值,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歷史研究者在追問歷史事實之前追問一下:這些史實產生于怎樣的語境?又是怎樣流傳至今的?這些史實經過史家哪些篩選后進入他的敘事之中?為什么作出這樣的篩選?這些史實的篩選和安排服從哪些敘事策略?背后有哪些政治、意識形態(tài)等權力因素,以及史家自我情感等現實因素的影響?而自己又是怎樣認識和理解這些過去的事實的?也就是說,歷史研究者在與歷史進行對話之前,即在關心客觀的歷史是什么之前,有必要追問我們得到的信息為什么是這樣。只有將史學史的追問,即歷史知識(認識)的追問,置于對歷史本體論的追問之前,我們才能保證所得到的歷史本體的認識更接近于歷史之真。由此,史學史學科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就不僅僅是對學科歷史的反思,而且也具有了歷史學的研究實踐賴以展開的基礎性。

三、從史學實踐看史學史研究的方法意義

上述歷史知識(認識)論的分析表明,任何一個歷史研究者,其所面臨的研究對象,不過是客觀歷史的文本替代物,而不是真實的歷史,猶如畫家的寫生或畫像,其所呈現給觀眾的作品,不過是畫家對世界理解下的符碼編輯產物。事實上,在歷史認識中,人們也總是通過文字符碼將其對于歷史世界的經驗轉化成對客觀歷史世界的表現。也就是說,人們賴以認識歷史的,實際上是歷史文本的作者以其經驗及其理解所轉達的信息符碼。這就是史學史學科之于歷史學的基礎性。

有如繪畫,這些據以表達畫家思想的信息符碼,可以是印象派,可以是表現派,也可以是抽象派。同理,史家在文本中采取什么方式組織這些信息符碼,同樣取決于史家對于歷史的認識和理解,而這些又無不受著史家自身及其時代的制約。誠如錢鐘書所言:“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適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的過程里,過去支配了現在,而歷史的寫作里,現在支配著過去;史書和回憶錄等隨時應變而改頭換面,有不少好范例?!薄?】從一定意義上說,歷史總是解釋者的歷史;任何歷史文本的背后總有史家及其社會的影子。歷史文本的這種歷史性,也就是史學史的學科價值與意義之所在?!皻v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胡適這句常被批評的名言也可以這樣來理解:盡管客觀歷史這個“小姑娘”不會變,但是她會被人穿上不同的服飾,梳上不同的發(fā)型,而呈現出不同的形象。如此一來,討論客觀歷史之前,就有必要先以史學史的方式同情地理解歷史文本符碼背后的史家及其是如何編碼的。剝去那個“小姑娘”的種種外飾,才能顯現出“小姑娘”的本真面目。一句話:只有經過了史學史反思的歷史,才是更接近事實之真的歷史。這也正是史學史對于歷史學來說具有的方法上的意義。

其實,古代中國早就注意到史家對于史學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史家推崇的史學最高境界是“信史”。而所謂“信”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信,誠也,從人、言?!睂Υ?,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解釋是:“言必由衷之意?!薄?】也就是說,歷史的真實性,是要以傳達歷史事實的主體的品質,即史家的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為保證的?!睹献印とf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中的所謂“知人論世”的認識,同樣是強調理解文本作者對于理解文本的重要性。這在事實上也間接地反映出,古人亦意識到,文本與歷史真實之間并不完全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古代一些史學批評的論著,如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劉知幾《史通》及章學誠《文史通義》等,都有從歷史文本撰述者的心態(tài)、品格及社會影響等方面討論歷史文本這樣的內容。其他一些學者也留下很多有價值的論述。例如宋代的葉適即指出:“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9】所反映的正是歷史的書寫中作者的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之間的糾結。明代的王世貞所謂“國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的“三史”之說,指出的同樣是不同作者對于歷史書寫的影響問題?!?0】

如果說中國古代史家的理論還不足以清楚說明史學史研究對于歷史研究實踐的重要性的話,那么,如果再看看現代一些史學大家的學術實踐,就會對史學史學科在歷史研究實踐中的方法價值和意義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言及現代史學史中成就最突出的史家,王國維外又有史學“二陳”即陳垣先生和陳寅恪先生,這可以說是沒有人不同意的公論。兩位陳先生之所以取得豐碩的學術成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于文獻史料注意本著“知人論世”原則進行史學史的分析。

先以陳垣老為例。陳垣老在研究實踐中十分注意對文本的史學史理解。他不僅自己重視目錄之學(史學史的一種形式),而且“金針度人”,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持續(xù)在燕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輔仁大學等高校開設“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和“史源學”等史學史性質的課程。在當時所寫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的教學札記中,陳垣老明確地注明該課程的目的,是要告知學生了解歷史文本自身的重要性。其中,所需了解的要點是:“每一書到手,須先觀其:出于何時,地位;出于何人,性情、道德、學問,各各不同。又須觀其為官書,抑為私書。官書患其懾于勢力,多所忌諱;私書患其惑于感情,多所恩怨?!薄?1】20世紀30年代,陳垣老在新的課程中又一次詳細地說明,該課“取歷代史學名著,說明著者之生平,本書之體例,以及史料來源、編纂方法,板本異同等等,俾學者讀書、引書時得一明了向導”?!?2】20世紀40年代,當陳垣老再開此課之時,其課程說明除了依舊強調“取史學上有名之著作”,“每書舉作者之略歷,史料之來源,編纂之體制,板本之異同”,又增加了有關“后人對此書之批評等等”;而其目的,依然是要以這些史學史的介紹,作為“學者讀史之先導”?!?3】唯因注意到歷史文本的歷史性,陳垣老除了對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史事”進行討論外,亦注意對該書中有關“史法”即歷史編纂方法的討論。

當然,陳垣老學術實踐中的史學史意識,也有一個隨著對史學認識不斷深入而增強的過程。被認為是陳垣老“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通鑒胡注表微》,【14】之所以被陳垣老自稱“學識的記里碑”,【15】個中原因,就是陳垣老這部撰述于抗戰(zhàn)時期的史著,以自覺的史學史意識,對胡三省隱藏在《通鑒音注》注文中的思想和情懷進行細膩的發(fā)覆和表微。書中,陳垣老指出:“不諳身之身世,不能讀身之書也。”【16】“不諳身之當時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17】該書二十篇,前十篇講史法,后十篇講史事。其中,無論是言史法還是言史事,其旨都是在分析胡三省《通鑒音注》的“說什么”和“怎么說”,完全屬于史學史的問題。經過陳垣老的發(fā)覆,不僅使沉埋于歷史中的胡三省事跡昭揭于世,而且使胡三省的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更為準確的解讀。

與陳垣老的史學史意識相類,但在方法上更具自覺性的,是陳寅恪先生。其中最具方法論價值的,是先生區(qū)分“今典”和“古典”,進而形成對歷史文本作者“了解之同情”的方法。這兩點亦皆屬于史學史認識的范疇。

陳寅恪先生論及“今典”和“古典”的問題,最早是在他1939年發(fā)表的《讀哀江南賦》一文中。陳寅恪先生在文中說:“自來解釋《哀江南賦》者,雖于古典極多詮說,時事亦有所征引。然關于子山作賦之直接動機及篇中結語特所致意之點,止限于詮說古典,舉其詞語之所從出,而于當日之實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猶有未能引證者。”【18】此后,陳寅恪先生亦常常提及“古典”與“今典”的問題。例如他晚年“為示方法例”撰述的《柳如是別傳》,即多處提及以“今典”發(fā)覆史事的方法。在首章“緣起”中,陳寅恪先生即著意指出:“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后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薄?9】其中古、今典之間,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古典”易解,因為“解釋詞句,征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于檢索中可得;而于“今典”,其義則相對難以顯明,“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0】也就是說,要理解“今典”,就必須將文本置于文本產生的語境之中,切身體會文本作者當時所經歷的歷史,以及作者因之而持據的特定的立場與情感,方能同情地體會文本的意蘊。因而,作為歷史的研究者,需要“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21】通過對作品中古典、今典的雙重釋證,才能達到對文本的通解。也就是說,當依據歷史上的文本材料說明歷史事實時,有必要先行明了文本作者所欲說或所不欲說的原因及語境,即我們欲研究客觀的歷史,必須先行對所引文本進行史學史的分析,進而才能據以推求歷史的本真。史學史的研究于此也就彰顯出了它的方法論的意義。

現代史學史中,史學“二陳”之外,錢穆先生也是位有著明確史學史意識的大家。與史學“二陳”不同,錢穆先生常常針對歷史知識(認識)的問題發(fā)表他的見解;而他的史學史意識,也正是建立在他有關歷史知識(認識)論的認識之上的。因此,分析錢穆先生歷史研究中的史學史意識,就有必要扼要介紹一下他的知識(認識)論的基本觀點。

錢穆先生的歷史知識(認識)論,概括有三點:第一,按照佛教“能所不二”的理論,提出“知是所知、能知相接而成”的知識(認識)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他的主客相統(tǒng)一的歷史知識(認識)論。即,在承認歷史客觀性的基礎上同時指出,歷史文本實質上是主體情感和價值判斷介入而再現的結果。他說:“世界上絕無有純客觀的歷史。因我們決不能把過去史實全部記載下來,不能不經過主觀的觀察和了解而去寫歷史”;“故從來的歷史,必然得寓褒貶,別是非,絕不能做得所謂純客觀的記載”?!?2】第二,在主客統(tǒng)一的歷史知識(認識)論的基礎上,強調歷史的生命性,即認為歷史是融過去、現在和未來為一體的文化生命,指出“研究歷史者,實即研究此一有寬度之現在事件也”。第三,在上述兩點的基礎上,強調歷史研究的當代性或時代性、民族性。錢穆先生曾說:“研究歷史,應該‘從現時代中找問題’,應該‘在過去時代中找答案’,這是歷史研究兩要點。歷史的記載,好像是一成不變,而歷史知識,卻常常隨時代而變?!薄?3】

上述認識表明,在錢穆先生看來,歷史文本中,作者的情感等主體因素的介入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因此,對于研究中所使用的文本史料的理解,也必須要具備對其歷史的考量,就是閱讀文本“當懂得上窺古人用心,”【24】“透過吟詠古人文章,逐步進入古人的心境的,理解古人的心靈與境界”,【25】才有可能達到對于文本更準確更真切的解讀。如此一來,錢穆先生對于歷史文本而理解的態(tài)度,也就與陳寅恪先生所謂的“今典”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了。在具體歷史的研究中,錢穆先生也是這樣帶著史學史的意識去認識和使用文本材料的。例如他的《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就是通過明代不同時代文本材料的分析,探究其“時代內蘊心情”的作品。

應該看到,目前除了一些年齡較大的史學工作者仍受馬克思所批評的“舊唯物論”影響,表示對建立在主客體融通的認識論下的新的歷史理論難以接受,視之為“唯心主義”外,大多數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已逐漸意識到歷史中主體因素的影響,史學史在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的意義也逐漸獲得一些學者的認同。這里且不說作為研究起點的學術史回顧本身就具有的史學史屬性,僅就近來出現的一些成果看,在后現代主義文本分析理論的影響下,原本被研究者視作客觀的歷史記載背后之具體語境的影響,逐漸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并形成了一股使用“史料批判”探討歷史問題的方法熱潮。這里所謂“史料批判”,究其實質,無疑是建立在新的歷史知識(認識)論基礎上的、屬于史學史的方法范疇。這些通過歷史文本的史學史考察的成果,將歷史文本置于文本產生的語境之中加以理解,顯然增加了歷史追問的深度和對歷史事實認識的厚度,使歷史研究更接近歷史之真——盡管一些學者可能并沒有意識到,他們所作的這一層追問實質上就是史學史的工作。因此我認為,假若每一位史學工作者,都明了我們只有通過史學才能認識歷史和理解歷史的事實,在反思歷史之前,自覺地先建立一個對于史學反思的自覺。(當然還要建立對自我的反思,因為我們作為認識主體,其自身也同樣具有歷史性、局限性。)這種研究的程序方法,也就是e.h.卡爾在其《歷史是什么?》所說的:“在研究歷史之前,要研究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學家之前,要研究歷史學家的歷史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歷史學家是個體,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研究歷史的人必須學會從這一雙重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學家?!薄?6】我想,這些史學史方法自覺的建立,庶幾對于史學的求真實踐,肯定會有不小的推進。

注釋

?1】按,沃爾什的相關論述主要在《歷史哲學——導論》第一章第二節(jié)中。按照沃爾什所說,他這樣區(qū)分,是參考了自然哲學和科學哲學。其中所謂“自然哲學”,“所關心的是研究自然時間的實際過程,著眼于構造一種宇宙論或者作為一個整體來說明自然界”。所謂“科學哲學”,“其任務則是對科學思維的過程進行反思、檢查科學家們所使用基本概念以及這類的問題”。對于歷史哲學這樣的劃分,雖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在實際上應該說還是存在很多問題的。因為與自然界和科學相比較,歷史學具有的主體性更為突出,即歷史學是主體自覺不自覺地依從某種理論、從其現實立場前溯式敘述的產物,所謂“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在‘觀看’過去的”。也就是說,在歷史學中,“是”和“應該”問題是很難分開的。所謂對歷史自身的認識與對歷史學的認識,或者說所謂歷史理論與所謂史學理論,兩者在事實上往往是緊密糾纏為一體,“歷史真實性與政治的和道德的價值實際上是多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很難徹底明晰地劃分出此疆彼界。唯因如此,對于這樣的劃分,不僅學術界一直有所爭議,即使是沃爾什本人,也認為“它們并不總是以嚴格的準確性在使用著”。參見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張文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這里使用的“本體”,乃中文意義的“本體”,即指事物的原樣或自身,而非哲學意義的“本體”(being)。

?3】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頁。

?4】陳恒、耿相新主編《新史學:柯林武德的歷史思想》(第三輯),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關于柯林武德所謂“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的相關論述,分別見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何兆武、張文杰、陳新譯,柯林武德著《歷史的觀念》(其中有關論述見于該譯本對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增補的“歷史哲學講稿”及“歷史哲學綱要”部分);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陳恒、耿相新主編《新史學:柯林武德的歷史思想》(第三輯)“歷史哲學”之三“歷史哲學綱要”;以及陳靜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柯林武德自傳》的第十一章。國內對此的相關論述,有學林出版社2013出版的張小忠著《思想的力量: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研究》第二章第一節(jié)“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王利紅、王豐收《試論柯林武德的“一切歷史都是史學史”》,《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4期。

?5】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傳》,第124頁。

?6】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

?7】錢鐘書:《模糊的銅鏡》,摘引自姜德明主編《七月寒雪:隨筆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頁。

?8】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頁。

?9】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第9《春秋》,中華書局1977年整理本,第117頁。

?10】參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20《史乘考誤一》,魏連科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61頁。

?11】陳垣:《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陳智超編,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1頁。

?12】《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說明》,第1頁。

?13】《中國史學名著評論·課程說明》,第1頁。

?14】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頁。

?15】陳垣:《通鑒胡注表微》,《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頁。

?16】陳垣:《通鑒胡注表微》,第528頁。

?17】陳垣:《通鑒胡注表微》,第591頁。

?18】陳寅?。骸督鹈黟^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頁。

?19】陳寅?。骸读缡莿e傳緣起》,《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頁。

?20】陳寅?。骸督鹈黟^叢稿初編》,第209頁。

?2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第209頁。

?22】錢穆:《中國史學發(fā)微》,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8頁。

?23】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香港1964年增附本三版,第2頁。

?24】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學生書局1984年版,第314頁。

?25】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頁。

?26】e.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33頁。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古代史學批評范疇研究”(項目編號:12jjd770010)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 《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5期

例會的心得體會篇2

上周五去北京參觀學習,是關于學前教育的。參觀學習的人來自山西、內蒙、湖北,還有保定、涿州、高碑店,共46人,僅我和山西一書商為男性。

周四晚上,組織方設宴款待與會人員,吃云南菜。我不喜歡吃云南菜,于是就專心聽大家聊天。內蒙烏海的張某,1994年開始辦幼兒園,從租民房,16個孩子起步,發(fā)展到現在幼兒園占地15畝,建筑面積11000平米,近1000個在園幼兒,她一臉的驕傲給我看照片,是她們幼兒園的主廳,一個完整的、濃縮了的世博會中國館的造型。席間,張某拿出隨身攜帶的小本,記下同行們的談話。還有一個山西來的50多歲的老園長,不善言辭,經營著一個700多人的幼兒園,經別人透露得知,她在北京二環(huán)邊上東直門一帶有一套150平米的房子。除我之外唯一的男士是山西小草堂的總經理劉某,他在太原辦英語培訓班起步,最多時單季招生1800人,后來由于教育局的干涉,效益不好,轉向幼兒教材的出版發(fā)行,熟悉他的人都說他是個才子,是否屬實不清楚,他在聊天時說晉商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炒作起來的,只能代表山西文化的一小部分,山西真正的文化在于厚重的歷史,山西是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比如二十四節(jié)氣只有在山西才絲毫不差,聽上去“似乎”很有文化。他們談起自己創(chuàng)業(yè)的過程都有無限感慨,說起自己的企業(yè)都充滿著像對孩子一樣的感情。而幾個公辦園的園長、領導們,包括我這個所謂的“教育干部”卻顯得有些木訥,無從插嘴。我不得不感嘆,要狠斗“公”字一閃念。

閑聊間,人們還談起自己的業(yè)余生活和愛好。他們當中有幾個人剛結伴去了云南,在邊遠的小鎮(zhèn)旅游,去淘琥珀、玉石,旅程充滿艱辛和刺激。好幾個人到歐美國家考察學習,為了自己幼兒園、企業(yè)的發(fā)展。他們談了很多先進的理念,他們互相留下號碼。而我只能傻傻地呆在一旁,我不會用微信,甚至還以為微信是個不好的東西。

周五參觀了兩個幼兒園,蒲黃榆二幼和中華女子學院幼兒園。當然,幼兒園的硬件水平、管理水平、辦園理念都使人耳目一新,印象更深的是中華女子學院幼兒園。進入幼兒園,門口的電子屏上顯示著當天過生日的小朋友的班級和姓名,祝小朋友生日快樂。幼兒園的占地面積和建筑面積都不大,整體環(huán)境布置非常樸素,以白色為主,但是處處用心。每個班的外面是帶班老師的照片,都是生活照,還有全班幼兒的“全家福”,幼兒的外套整齊的碼放在一個個透明的整理箱中,活動室對面的墻上是幼兒一日排便記錄,還有科學育兒宣傳資料,全部都是白紙黑字打印。走廊的墻上有《我們的四季》、《我們的一天》等照片集,都是幼兒在園的記錄。盡管看得不是很仔細,但分明感受到了幼兒園的溫馨、溫暖,管理者的用心、愛心。

幼兒園的園長叫胡華。網上這樣介紹她“學術背景使她在幼教領域出類拔萃。她是幼教界的學者和思想家,是新一代園長中高素質的大師級的領軍人物?,F任中華女子學院學前教育系副教授兼中華女子學院附屬實驗幼兒園園長?!焙A給我們做了約1小時的報告,四點印象深刻:

1、談到幼兒園環(huán)境創(chuàng)設,她說理念來自《莊子·人世間》的“虛室生白”。(即心無任何雜念,就會悟出“道”來,生出智慧)幼兒的世界本就豐富多彩,絢麗奇幻,無需過多裝飾,給他們空間,他們自己會創(chuàng)造。

2、談到自信,她說“自信是知道自己有缺點,但是我愛我自己”。所以她們幼兒園就是要培養(yǎng)孩子正確地愛自己,然后愛親人、愛朋友、愛生活。

3、談到工作,她說幼兒園創(chuàng)辦很艱難,但是她喜歡自己的工作。她堅持要一邊在中華女子學院任教,一邊辦好這個幼兒園。學前教育的學科背景和理論研究是她的優(yōu)勢,不能放棄,幼兒園是她的理想的實驗基地,更不能放棄。盡管工作繁重,但因為熱愛,不覺得累。

4、談到與一個父親有心理問題的孩子交流時,胡華幾度哽咽。她始終關心這個孩子,并逐步轉化了他的父親。

學習不僅讓我認識到工作、業(yè)務上的不足,還讓我認識到自己生活上的欠缺,后者甚至更重要。我們往往把物質生活的匱乏歸結為工作報酬的微薄,卻不會把精神生活的空虛歸結到工作價值的缺失。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當我們不再為自己工作了,可能也就不會為自己生活了。

例會的心得體會篇3

有幸聽到福建省xx中心醫(yī)院心理治療中心林老師的有關心理健康講座,很受用,下面談談我的體會:

做一個心理健康的人,做一個心理健康的教師。講座上,林老師通過可怕的調查數據,各種殘酷的案例,告訴我們從事教書育人的特殊群體——教師的心理健康是多么的重要。教師的心理健康不僅僅影響到教師整體素質,還影響到青少年學生健康成長。由于教師職業(yè)的特殊性,給教師帶來超于其他一般職業(yè)更大的壓力。因些我們更應該想辦法調節(jié)好身體,心理健康,以便更好做工作,適應社會,生存下去。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教師也是人,既然是人就不可能“完美,全能”。教師要學會了解自我,辯證地看待自己的優(yōu)缺點。我們可以通過繼續(xù)學習不斷地填補自身的知識文化、道德品質素養(yǎng),以適合社會發(fā)展,滿足學生各種各樣的需求,但是,我們不要把自己看成“全能”的,也不要認為一切高于學生。不是有句話說:可以追求完美,但是不能要求完美。

其次,教師要學會自我心理調節(jié),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tài),培養(yǎng)幽默的生活方式。中學教師面臨著課改的壓力,升學的壓力,社會的輿論以及自身的家庭、生活,必須掌握心理調節(jié)的方法,學會緩解心理壓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在工作中樂于奉獻,愛崗愛學生,學生氣我,我不氣,以平等,與平的態(tài)度對待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在生活上,注意身體,合理飲食,合理安排時間,張弛有度,建立良好社會人際關系;學會選擇自己心情愉快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處理問題,做一個心理健康的人,做一個心理健康的教師。

例會的心得體會篇4

一、重在習慣、貴在堅持

其實現在的孩子由于優(yōu)生優(yōu)育,智力不會相差很多,關鍵是習慣。平時我就和孩子說過做任何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堅持而且要盡力做好,即使是玩某項玩具或學騎腳踏車、學溜旱冰、踏板車、下棋等。其實這就在培養(yǎng)孩子做事要有恆心和毅力,做事要有上進心。要么不學,要學就應該有責任心盡力學好,至于達到什麼程度,那是能力問題,而現代優(yōu)生優(yōu)育的孩子中習慣遠遠比資質重要。

二、家長應幫助孩子共度難關

孩子在學任何一樣內容時如鋼琴、書法、畫畫、棋類等都會有一定時期的困難期,家長應該有耐心并鼓勵、幫助他一起度過難關。比如說:他在學寫時,我發(fā)現他寫得不好,我就幫他擦了,可是不小心多擦了一筆,他就大哭。我就耐心地告訴孩子:這個內容是很難,不過你比爸爸媽媽小時候都強,已經在慢慢克服了,并且比前面進步都很大,要是爸爸媽媽練得話,說不定還是你好呢……這一遍你更會動腦筋了,憑這一點就應該給你多加兩顆“愛動腦筋星”等等。

三、家長潛移默化重于嚴肅說教

有些知識我們都是在和孩子玩的過程中慢慢滲透的,從來沒有嚴嚴肅的像老師上課式的教孩子學什麼。比如和孩子出去散步時發(fā)現孩子對小樹特別感興趣,我就和他做過這樣的游戲:每隔三米種一棵樹,15米內可以中幾棵樹?一棵樹據一次可以將樹據成幾段?據三次可以據成幾段?早上吃牛奶時他不愿喝罐裝奶粉,我就說這個奶粉營養(yǎng)很豐富,由鐵、鈣、很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小朋友喝了會很聰明的。每一個孩子都希望自己是個聰明的孩子,于是他就會樂意地喝了。在喝的過程中,我就和他彎了另一個游戲:一罐奶粉398元,兩罐是多少錢?他很認真地在思考,掰手指,自立還發(fā)出嘰里咕嚕的聲音,我看他眉頭緊鎖,我就笑著和他說:寶貝,媽媽叫你一個玩這種游戲的方法:媽媽:398接近哪一個大一點的整數?兒子:400。媽媽:那么按照400算的話你多算了幾塊?,兩罐你又多算了幾元,再減去多算的不就得了……。他得知還有這種聰明的算法可樂壞了,一個勁的教我再出幾道。

兩歲時帶他出去玩,快到家的時候,他問:媽媽還有多長時間才能到家?媽媽:大概100秒。兒子:100秒到底是多少???媽媽:就是你從100、99、98…這樣倒著書,數到0時就到家了。他坐到我的腳踏車上很專注的在數,,做媽媽的根據孩子數的情況可以加快或減慢汽車的速度,以達到100秒的目的。

四、家長應嚴格把握孩子的興趣關

家長肯定會發(fā)現孩子一個階段的喜好。就在他特別感興趣的時候注重引導,效果特別好,其實這也驗應了愛因斯坦所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孩子很小時我就給他講睡前故事,不管他聽懂聽不懂。重複多了,他竟然記得了,還裝模作樣的拿著書讀,不料真有很多會讀,有些不認識的嘰嘰咕咕帶過,我立刻給他指認,并且大大的表揚他會認那么多。他每當外出登車就會看車站牌上的、廣告、賓館、飯店的問個不停,這是作為家長一定要有問必答,滿足孩子的求知慾,效果遠遠比家長和孩子正兒八經的坐在那學認好得多。就這樣他學會讀一篇故事,我就讀兩篇故事作為獎勵他,由此在上一年級前他就可以比較流利的讀報紙上的一些新聞了。

在我孩子三歲時他還對數沒有概念。他只記得自己三歲,家裡有三口人。可是當家裡明明坐著5個人,他也會從12345數過來,可是一當我問他一共幾個人?他就說成了三個,可把我急壞了。當時為了讓他感受色彩和數,我把家裡的牆上到處都貼上了掛曆,突然有一天,他站在床上很專注的在數掛曆上的數1———31,我就拿出了織毛衣的皮尺,他數皮尺上的數可開心了,于是我藉機給他量身高,問他:你有多少厘米高,當他得知自己數對了甭提多高興了。這是成功的體驗法。緊接著我就從玩具市場買來了數拼圖,從此他從10以內的加減法逐步過渡到一年級前會算湊十法的20以內的加法。

可是我作為家長從來沒有系統(tǒng)的`教他過教材,在他上國小時,我就告訴他,你雖然知道一些知識,但課堂上老師的教學有很多知識和語言是你自己學不到的,一定要謙虛,這樣才會不斷進步。還有就是在和小朋友一起時也要找適當的時間把自己知道的也說給老師和小朋友們聽。

他有時在我?guī)蠈W的路上,他就喜歡背誦語文老師教過的拼音、課文、古詩等,我也會在路上和他搶答口算,這樣我們都節(jié)省時間。有時我特意比他快,讓他羨慕,然后告訴她我快的秘訣,引出了上學的路上我們就學完了“乘法口訣”這一內容。

例會的心得體會篇5

教師學習2021年兩會心得體會 老師全國兩會精神教育感悟

一、

經濟管理學院全體黨員認真學習了《政府工作報告》并收看了兩會視頻。我們用心感受著會議壯觀的場面、聆聽著大會傳遞出來的民生信息,“兩會”的許多細節(jié)讓我們感動。

一、無聲力量,手語“唱”國歌。在今年全國的政協開幕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團長邰麗華用手語“演唱”國歌。通用手語國歌的出現,滿足了長期以來聾啞人想“唱”國歌的愿望。此時無聲勝有聲,第一次看到用手語“演唱”國歌的畫面,我們真是熱淚盈眶,無聲的力量也能震撼人心!國家在每個人的心里是那樣重,我們對國家的感情是那樣濃。

二、滿意教育,再唱“春之聲”。今年兩會,教育依舊是民眾關注的熱門領域。過去一兩年,教育領域“大事不斷”,關于在線教育、教育評價體系改革、勞動教育、體育美育等話題的熱度一度躥升,不少心系教育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關注到了這些教育話題與社會現象。在社會發(fā)展中,國家必須要發(fā)展更加公平而又有更高質量的教育,才能為人民過上美好生活提供豐富精神食糧。教育優(yōu)質均衡發(fā)展,補齊農村辦學條件短板;完善普惠性學前教育保障機制;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在教育公平上邁出更大步伐,更好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學問題,努力讓廣大學生健康快樂成長,讓每個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這些問題的提出,就像為我們敞開了一扇扇民生之門,通民心、道民意。從兩會中傾聽為民旋律,汲取奮進的力量,在這美好的時代,我們豈敢止步,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拼搏進取奉獻力量。

二、

2021年全國“兩會”召開于3月4日至3月11日,今年正值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啟之年和實施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第一年,可以說,2021年全國“兩會”具有特殊時代意義。

2021年作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兩個五年規(guī)劃”的交匯、銜接之年,“十四五”能否開好局、起好步,事關我國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fā)展。未來五年如何去謀劃鄉(xiāng)村振興、經濟發(fā)展、民生保障、全民健康、社會治理、國家安全、科技創(chuàng)新是本次會議重點討論和決定的問題。其中關于科技創(chuàng)新的問題討論引發(fā)了我的強烈共鳴,針對目前我國在科技界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被“卡脖子”的問題,我想需要青年一代自立自強,努力學習,科研攻堅。讓我國早日在核心科學技術領域掌握話語權和主導權,實現科技領域的獨立自主。

作為新時代的教師,承擔著教書育人的神圣歷史使命和責任。我要以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為指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努力爭做新時代的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努力爭做“四有”教師和“四個”引路人,努力爭做優(yōu)秀的青年人和優(yōu)秀黨員,共同譜寫新征程,共同描繪新時期教育事業(yè)的新篇章!

三、

一年一度的兩會,舉國關注,舉世矚目。在全球疫情防控形勢復雜嚴峻的背景下,全國兩會如期召開,本身就是一場偉大的勝利,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能力和中國自信。

全國兩會的召開人民期盼,世界矚目??偫淼墓ぷ鲌蟾娼拥貧猓裥?,突出展示了“十三五”期間及2020年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成績,高度褒揚了全國教育戰(zhàn)線在教育大戰(zhàn)大考中的精神風貌。作為一名基礎教育工作者,我們深感振奮,同時也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秷蟾妗分兄赋?,要發(fā)展更加公平更高質量的教育,這是在回應社會關切,人民需求,更是為我們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教育未來發(fā)展方向。守初心,盡責工作;擔使命,為國育才。

新時代催人奮進,新征程激蕩人心。我們要把兩會精神貫徹到工作實際中,推進會議精神走深、走實、走心,促進學校高質量發(fā)展。更要以新時代奮斗者的姿態(tài),擔當新使命、展現新作為、做出新貢獻。作為教育人,我們將用實際行動,再譜教育工作發(fā)展新篇,獻禮建黨百年華誕!

四、

今年的兩會站位高、落點準,可以說是“振奮人心,催人奮進”,為我們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社會已經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深知: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我們不僅要堅持推進經濟、政治、社會、生態(tài)文明高質量發(fā)展,還要推進文化高質量發(fā)展,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

一年一度的“兩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舉國關心,萬眾矚目。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多次提及教育,凸顯黨中央高度重視教育工作,十分關心教師隊伍建設。作為教育者的我們,應該理清思路,找準方向,勇于擔當。嚴格遵守師德師風,不斷提高教學水平和管理水平,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學識,有仁愛之心的“四有”好老師,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培養(yǎng)合格的人才。

來源:閩南網

例會的心得體會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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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至28日,全國“兩會”在北京成功召開。新疆各級公安機關廣大民警輔警時刻關注“兩會”動態(tài),認真學習“兩會”精神,紛紛表示要把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與公安主責主業(yè)緊密結合起來,牢牢把握“對黨忠誠、服務人民、執(zhí)法公正、紀律嚴明”總要求,往深里學、往心里走、往實里干,堅決捍衛(wèi)政治安全、全力維護社會安定、切實保障人民安寧。

譚軍

昌吉回族自治州副州長、州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今年的全國“兩會”是在特殊背景下召開的一次不尋常的重要會議,會議全程貫穿“穩(wěn)就業(yè)、保民生”主線,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彰顯了黨中央深厚為民情懷和堅決完成“十三五”收官之年目標任務、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的堅定決心。

昌吉公安將始終牢記習近平總書記“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的重要指示精神,慎終如始地在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zhàn)爭、整體戰(zhàn)、阻擊戰(zhàn)中做先鋒,在常態(tài)化疫情防控工作中擔主力,強化公安大數據支撐疫情防控的工作理念,堅決守好“三道防線”,常態(tài)落地“四個繼續(xù)”、“三個互認”、“兩個不再”措施,堅決鞏固來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牢牢守住“不漏一人”底線,全面實現“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既定目標。

宋國慶

博州人民政府副州長、州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今年全國“兩會”是在我國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之際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上發(fā)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為我們明確了前進的方向,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動指南和強大精神動力,讓我們深受教育、備受鼓舞,極大提振了全州公安機關砥礪前行、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斗志和干勁。

博州公安將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持續(xù)深化公安業(yè)務“放管服”改革,進一步優(yōu)化營商環(huán)境;聚焦“微笑新疆”旅游服務提升專項行動,更新理念、主動作為,縱深推進法治公安和執(zhí)法規(guī)范化建設,認真學習貫徹民法典等法律法規(guī),將嚴格規(guī)范、公正文明、理性平和、柔性執(zhí)法要求落到實處;持續(xù)開展治安亂點、行業(yè)亂象整治活動,繼續(xù)強化以道路交通安全、大型活動安全、旅游安全等為主要內容的公共安全管理,為促進經濟社會發(fā)展、民生改善保駕護航。

陳建新

吐魯番市政法委副書記、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的重要講話高屋建瓴、思想深邃、統(tǒng)攬全局,體現了黨中央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情況、新特點的精準把握,傳遞出黨帶領人民共克時艱、奮力前行的強烈信號,宣示了中華民族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圓夢小康的堅定決心,溫暖了民心、彰顯了公心、增強了信心。

吐魯番公安將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一以貫之的人民情懷,牢記“用心用情解決群眾關心的社會治安等實際問題”的殷殷囑托,以“楓橋式公安派出所”“最強黨支部”創(chuàng)建活動為載體,把初心守得更牢、使命擔得更穩(wěn)。把心和群眾貼得更近一些,更好地把群眾工作優(yōu)勢和公安機關專業(yè)優(yōu)勢結合起來,共同推動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把情和群眾聯得更深一些,時刻關注群眾的煩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有針對性地調整完善打擊防范措施,改進提升服務管理質量,不斷讓群眾看到變化、得到實惠。把力向群眾用得更足一些,抓住頒布實施民法典的機遇,扎實開展學習研究和實踐應用,不斷提升嚴格規(guī)范公正文明執(zhí)法辦案的能力水平,依法更好地保護群眾的人身權、財產權和人格權。

馬濤

克拉瑪依市副市長、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全國兩會成功召開,習近平總書記4次深入人大、政協團組,與代表委員親切交流、共商國事,并發(fā)表系列重要講話,極大提振了信心、凝聚了民心。會議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審議決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項,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對于把黨和人民意愿凝聚為國家意志,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zhàn)脫貧攻堅目標任務而努力奮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克拉瑪依公安將始終牢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決捍衛(wèi)黨的執(zhí)政安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安全,聚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zhàn),全面落實風險隱患排查預警、源頭穩(wěn)控和依法處置等措施,確保社會大局持續(xù)穩(wěn)定。堅持專項治理和系統(tǒng)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相結合,創(chuàng)新完善打擊犯罪新機制新手段,著力提升社會治安立體化、法治化、專業(yè)化、智能化水平,努力使人民群眾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xù)。

“同舟共濟復興路,不忘初心再出發(fā)”。通過學習“兩會”精神,新疆公安將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把公安事業(yè)放在心上,把公安職責扛在肩上,堅持穩(wěn)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緊扣做好“六穩(wěn)”工作、落實“六?!比蝿眨劢咕S護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大局,在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輸入、內防反彈重點任務,做好常態(tài)化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扎實抓好今年維護安全穩(wěn)定各項措施的落實,忠實履行黨和人民賦予公安機關的新時代使命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書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更多公安力量。

例會的心得體會篇7

為貫徹落實維護祖國統(tǒng)一、加強民族團結、促進社會和諧、筑牢反分裂反滲透斗爭的銅墻鐵壁。8月23日下午,州工商聯組織召開了《進一步公開揭批十四世達賴反動本質 深入扎實開展反分裂反滲透斗爭》專題學習會暨講黨課。

會上李菊芳副主席為大家講授了題為《學習藏傳佛教中國化,維護國家團結穩(wěn)定》的黨課,領學了《迪慶州反分裂反滲透教育讀本》、《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歷史定制和原則》。并結合工商聯工作實際,進行了反分裂反滲透專題教育宣講,深入揭批十四世達賴和達賴集團反動本質,使廣大干部職工進一步深刻認識十四世達賴的“五頂帽子”和達賴集團的反動本質。在會上要求廣大干部職工要扛實工作責任,確保習總書記講話精神及反分裂反滲透斗爭的工作要求傳達到會員企業(yè)和商會組織,做到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不留死角,努力在會員企業(yè)和商會組織等非公經濟領域形成學習宣傳貫徹習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及反分裂反滲透斗爭的濃厚氛圍。

會后,部分職工談了個人對反分裂反滲透斗爭學習的心得體會:通過學習,一是深刻認識十四世達賴和達賴集團的分裂反動本質,在政治上會劃清與十四世達賴的界限;二是深化了對反分裂斗爭的認識,提高了政治意識,緊密聯系反分裂斗爭的現實去指導工作;三是深刻地認識到發(fā)展和穩(wěn)定始終是我們涉藏州市意識形態(tài)領域反分裂斗爭的重要任務。要更加充分地認識到反分裂斗爭的長期性、尖銳性和復雜性,不斷增強政治堅定性和政治敏銳性。(迪慶州工商聯)